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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七十二弟子中有位姓冉名伯牛的,把大风癞病重新划分到外科

孔子七十二弟子中有位姓冉名伯牛的,因道德修养较高颇受孔子器重。鲁定公时,孔子代理鲁国宰相,举荐冉伯牛担任中都县宰。伯牛不负众望,清廉为官,未曾料到后来天降厄运,伯牛不幸染病,卧床不起,每况愈下。孔子怀着对弟子的爱怜之心,前去探视病中的伯牛。孔子没有直接进伯牛的病榻,而是站在病室窗外,一边望着伯牛那令人生畏的面容,一边关切地握住伯牛从窗口伸出的手,异常伤感地哀叹:“亡之命矣夫!斯人也,而有斯疾也!斯人也,而有斯疾也!”意思是说,死亡啊!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?这样的好人,竟然得了这样的恶病!孔子当时的心情是十分悲恸的,那么“斯疾”则是怎样一种险恶的疾病呢?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说,伯牛有疾“先儒以为癞”,可见伯牛得的是一种“癞病”。对该病苏东坡有过十分形象的描述:“大风起兮眉飞扬,安得猛士兮守鼻梁”,证明癞病患者的面孔确实有些吓人。晋代《肘后备急方》言:“赵瞿病癞,历年医。不差,家乃赉粮弃送于山穴中。”表示此病能够传染而将病人隔离起来。这种病在古代还被称为“疠”,古医籍中广有记载。如《黄帝内经》谓:“疠者,有荣气热腑,其气不清,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,皮肤溃疡。”隋唐时期设有“疠人坊”,专门收养疠病患者,以防传染,为世界上最早的隔离措施。时至明代,“癞”和“疠”开始被称为“麻风”。麻,指的是该病可致人麻木不仁,风,则是指病源。古人认为“虫入肌中曰风”,引起麻风病的虫究竟是什么呢?19世纪,西方医学解开了这个谜,证实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侵犯皮肤、黏膜、周围神经和内脏器所致。其实,正常人群对麻风病大多具有自然抵抗力,虽可被感染,但其发病率却很低,除非长期密切接触。既然远在春秋时期的孔子明知伯牛所患癞病能够传染,都敢在窗口与之握手寒暄,何况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呢?来源:中国中医报

10bet,孔子七十二弟子中有位姓冉名伯牛的,因道德修养较高颇受孔子器重。鲁定公时,孔子代理鲁国宰相,举荐冉伯牛担任中都县宰。伯牛不负众望,清廉为官,未曾料到后来天降厄运,伯牛不幸染病,卧床不起,每况愈下。孔子怀着对弟子的爱怜之心,前去探视病中的伯牛。孔子没有直接进伯牛的病榻,而是站在病室窗外,一边望着伯牛那令人生畏的面容,一边关切地握住伯牛从窗口伸出的手,异常伤感地哀叹:“亡之命矣夫!斯人也,而有斯疾也!斯人也,而有斯疾也!”意思是说,死亡啊!难道是命中注定的吗?这样的好人,竟然得了这样的恶病!

疾病类别的病因学史

春天万物复苏,也是各种流行病频发的季节。日前,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全国爱卫会发出通知,要求全国各地做好防控工作。在中国古代,尽管没有流行病这个名词,但其医学概念是存在的,这就是疫,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为民皆疾也,即好多人都得病的意思。如果大规模暴发,则称为大疫。伤寒、瘴气、传尸、疠风、虏疮等五大传染病,曾给古人带来了深重灾难,最害怕……
伤寒,古代最普遍的传染病
对于流行病的现象,古人认识很早。《周礼天官》疾医条称:四时皆有疠疾,春时有痟首疾,夏时有痒疥疾,秋时有疟寒疾,冬时有嗽上气疾。春季的痟首疾是什么病?从字面来说,是头疼病。
晚清国学大师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认为:春气不和,民感其气,则为痟痛而在首也。以孙氏的观点来看,就是春天气温不稳,或冷或热便容易患头疼脑热,这就是古代医学所说的伤寒。古代伤寒的概念很宽泛,一切由外部感染的疾病,均可称为伤寒。
中国历史上第一波伤寒大流行,发生于东汉时,世界上第一部总结性临床医学着作《伤寒杂病论》就是这一时期诞生的。作者张仲景是当时的名医,其宗族原来有200多口人,建安元年以来,不到十年竟然死了三分之二,其中有七成死于伤寒。
据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》记载,曹魏大军也曾为伤寒所困,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,打了一场着名的赤壁之战。但到十二月份,曹军突发大疫,吏士多死者。实际上,曹军所患的传染病就是冬春时高发的伤寒。
伤寒导致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于13世纪上半叶。据《金史哀宗本纪上》记载:天兴元年,汴京大疫,凡五十日,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。汴京就是今河南省开封市,不到两个月,死了近百万人。现代学者结合当时医家李杲《内外伤寒辨惑论》所记,认为这次大疫就是伤寒疫。
瘴气,古代最凶猛的传染病
在古代传染病中,瘴气大概是古人眼里最为可怕、凶猛的传染病。瘴气到底是什么传染病?其实就是疟疾。疟字从疒从虐,虐是老虎头,在甲骨卜辞中写作,似老虎张着大口扑向人。其意思很明了,这是似老虎一样凶猛的传染病。
古代早期,人们直接将疟写成虐,《礼记月令》即称民多虐疾。东汉人刘熙在其《释名释疾病》释疟中,称此病为酷虐也:凡疾或寒或热耳,而此疾先寒后热两疾,似酷虐者也。
先秦时期,疟疾最早在中国南方地区流行。《周礼》中所谓秋时有疟寒疾,即指此疫秋天多发。究其发病原因,《礼记》认为:如果秋天气温偏高,即所谓秋行夏令,就会暴发疟疾,因传播疟疾的蚊虫繁衍密集。
在古代,岭南、川贵一带多瘴气,所以这些地区也是疟疾的重灾区。云南过去民谣称:五月六月烟瘴起,新客无不死;九月十月烟瘴恶,老客魂也落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泸江水条也称,泸江两岸时有瘴气,三月、四月迳之必死。
历代官兵南征,多因疟疾而遭遇重挫。当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即因畏惧瘴气,而推迟其南征计划。唐玄宗李隆基南征时更因瘴气而失利,据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》记载,天宝十三年六月,唐朝廷派侍御史、俞南留后李宓,率7万大军征伐南诏国。结果士兵被传上瘴疫,又病又饿,死去十有八九,李宓被活捉,全军皆没,后再派军征讨,总共差不多死了20万人。
传尸,古代传播最厉害的传染病
传尸也是古代最厉害的一种传染病,有尸注、遁尸、风尸、沉尸、飞尸等许多别称。所谓传尸,其实就是肺痨,亦即肺结核。肺结核对古人的祸害历史久远,成书于先秦时的《黄帝内经》中已提到此病。
古人为什么把肺结核称为传尸?华佗所着的《华氏中藏经》中有传尸论篇认为,钟此病死之气,染而为疾,故曰传尸也。大意是,这种病极容易传染,探视病人、死后吊丧都可能染上。晋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中有专门的治卒中五尸方,称此传染病无处不恶,累年积月,渐就顿滞,以至于死,死后复传之旁人,乃至灭门。
隋代着名医学家巢元方则为肺结核起了新的病名,他在《巢氏诸病源候论》中提出了五蒸概念,其中的骨蒸就是结核病,意思是病深及骨,阴虚潮热由里透外,疴久难愈。
古人认为,肺结核的元凶是一种虫,宋陈言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劳瘵叙论》便称,虫啮其心肺,这些虫又称痨虫、瘵虫,其实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结核杆菌。
对于肺结核,虽然古人谈之色变,但从史书记载来看,隋唐时期一位叫许胤宗的治疗肺结核病专家,曾用偏方绝技治愈过肺结核。《新唐书方技传》记载,当时关中多骨蒸疾,转相染,得者皆死,胤宗疗视必愈。
疠风,古代病患不宜结婚之恶疾
疠风,即麻风病。又称大麻风、天刑病、癞大风、癞病等,是古人畏惧的又一恶性传染病。
《黄帝内经》记载:疠者,有荣气热腑,其气不清,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,皮肤疡溃。风寒客于脉而不去,名曰疠风,或名曰寒热。
据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载,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的冉耕曾患麻风病,孔子前去看望他,从窗子外握着他的手,连声感叹:斯人也而有斯疾,命也夫!说成白话就是,德行这么好的人却得这种病,这就是命吧!《史记》中未明说冉耕患的是麻风病,仅称恶疾。但东汉学者何休曾就《春秋公羊传》中的恶疾作注:谓瘖、聋、盲、疠、秃、跛、伛、不逮人伦之属。结合冉耕被隔离在屋内,只有疠这种恶疾符合条件。
古代将感染疠风的病人列为不宜结婚对象。据《大戴礼记本命》记载,最晚在汉代已有五不娶风俗,其中之一就是世有恶疾不取。
古代患麻风病的名人除冉耕外,还有初唐诗人卢照邻等。卢照邻病中曾写下《病梨树赋》,诉说自己的痛苦。当时着名的医学家孙思邈曾给他开方疗病,但一直没有治好,最后投河溺亡。
据记载,麻风病在隋唐时期曾一度大流行,唐朝廷在一些寺院专辟疠人坊,这也是中国设立麻风病专治医院的开始。
虏疮,古人最早发现防治办法的传染病
虏疮,又称宛豆疮、天行发斑疮、豆疮,明清时则称为天痘、疹痘,即国际通称的天花。
有关此传染病的最早记载,见于晋葛洪《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》:比岁有病时行,仍发疮头面及身,须臾周匝,状如火疮,皆戴白浆,随决随生,不即治,剧者多死。www.gs5000.cn
虏疮这种传染病非中国本土病毒。当时坊间传,永徽四年,此疮从西东流,遍于海中。为何称为虏疮?葛洪考证: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,乃呼为虏疮。但葛洪所记疑点多多,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,建武是东汉第一位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年号,在葛洪之前至少还有晋惠帝司马衷等三位皇帝用过建武年号。
有学者据光武帝刘秀时的名将马援,在南征交趾染疾死亡的传说,认为建武是刘秀的年号,进而考证,天花最早是东汉时由马援南征军带回来的。笔者查《后汉书马援列传》,确有马援出征交址,得传染病死亡的记载,但应是感染瘴气,而非天花。
虽然葛洪所记存疑,但两点事实应肯定,一是天花是外来传染病,二是中国人对天花认识很早。
现代考古专家曾在3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发现天花病,并推测,天花在公元四世纪时从埃及或印度向外传播。整个十八世纪,欧洲超过一亿人死于天花。天花虽凶,但由于中国最早发现了防治天花的办法,因而天花在中国并未像在欧洲那样造成空前的灾难。据清朱纯嘏《痘疹定论》记载,在宋代赵恒当皇帝时,已有王素种痘的记载。
此种痘技术后传入欧洲,才有了更有效的牛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手段。目前,天花是惟一被人类消灭的传染病。

孔子当时的心情是十分悲恸的,那么“斯疾”则是怎样一种险恶的疾病呢?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说,伯牛有疾“先儒以为癞”,可见伯牛得的是一种“癞病”。对该病苏东坡有过十分形象的描述:“大风起兮眉飞扬,安得猛士兮守鼻梁”,证明癞病患者的面孔确实有些吓人。晋代《肘后备急方》言:“赵瞿病癞,历年医。不差,家乃赉粮弃送于山穴中。”表示此病能够传染而将病人隔离起来。这种病在古代还被称为“疠”,古医籍中广有记载。如《黄帝内经》谓:“疠者,有荣气热腑,其气不清,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,皮肤溃疡。”隋唐时期设有“疠人坊”,专门收养疠病患者,以防传染,为世界上最早的隔离措施。时至明代,“癞”和“疠”开始被称为“麻风”。麻,指的是该病可致人麻木不仁,风,则是指病源。古人认为“虫入肌中曰风”,引起麻风病的虫究竟是什么呢?19世纪,西方医学解开了这个谜,证实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侵犯皮肤、黏膜、周围神经和内脏器所致。其实,正常人群对麻风病大多具有自然抵抗力,虽可被感染,但其发病率却很低,除非长期密切接触。既然远在春秋时期的孔子明知伯牛所患癞病能够传染,都敢在窗口与之握手寒暄,何况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呢?

第一章 疠/癞/大风/麻风:疾病/类别概念的演变史

第二章 被诅咒却可救赎的身体

总结

我们可以看到,在前近代中国在对大风/疠/癞漫长的医学认识上,有两个几乎互相对立的发展。一方面,我们发现对此疾的描述和分析越来越深人.最终促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疾病的概念化,它不再属于非常宽泛的风证。相同的趋势也出现在疗法的领域。用性质较平和的药物而不是烈性的有毒药物先调理虚弱的病人,也表明对此不治之症的治疗有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。从明代中期开始,由外科医生撰写的麻风或疠/癞医学专著的出现,最为清楚地反映了此一趋势,另一方面,我们也能察觉麻风疠/癞不断被污名化,被贬低到外科,为精英医家所冷落。道教治病术士和仪式专家阐发了他们对此疾病因的新认识,包括其通过虫或蛊毒在家族外传染的特点,突显了其神秘的危险性。从16世纪开始,此疾被归类为通过性交传染的南方的疾病,使其很快成为一种让人害怕,多见于下层社会的疾病。

当帝国晚期见多识广的非专家们认为麻风是“最惨、最酷、最易传染而不忍目睹”的疾病之一时,此疾已经引起普通大众极大的焦虑、恐慌和嫌恶。麻风/癞显然已污名化,被视为道德败坏之人的疾病,他们不是耽于肉欲,就是生活没有节制。


帝国晚期(12—19世纪)

把大风癞病重新划分到外科,或者说有明显外部特征的疾病,和大多数儒家精英儒医对其兴趣的逐步丧失同步。虽然风证依然是值得精英医家持续关注的主要病因类别,但外科、眼疾,以及针灸、手术等那些需要操刀针的专科,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医家所冷落。

脱离风证类别后,从大约13世纪开始,大风/癞被放在关于皮肤病或外科的篇章或书中予以系统的探讨。这是帝国晚期对此疾的新认识的第二个主要变化,最重要的例证是薛己《疠疡机要》的出版。

对大风/癞重要的新认识……:基本症状为皮肤麻木。

对麻风/癞的认识的第四个创新是两种癞病之间的轻重之别。……关于这一点,沈之问阐述得最清晰:“中古分为风疠二名,内驻曰风,所感深,外著曰疠,所感浅……”

第五个新发展是麻风逐渐被认为是南方的疾病……东南部的岭南地区,包括福建、广东和广西,自古以来便被视为瘴疠之地,到了明代中期此种观点发展为老生常谈,人们顺理成章地说中国南方的瘴疠之地孽生着这种导致疠/癞的毒气。

最后,非主流医学文献中关于麻风/癞的最后一个重要观点是,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对此疾的感受型有区别。女性的身体被认为对麻风更有“抵抗力”,因为经血定期地将内毒排出,而且女体也被认为能够留住毒,不让普通的症状显露出来。因此女性身体是尤为危险有传染性的身体……会把风病传染给和他们交媾的男人或者他们的孩子。

传染观念以及和“广疮”(梅毒)的联系

对所有的这些大医家而言,不道德的行为及其报应无疑是大风或癞一个主要原因……而且,违背道德常常不仅是个人的问题,严重的罪责被认为不仅由责任人承担,也由其家庭、子孙后人和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承担。

导言

1949年以后,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双倍的努力,通过前所未有的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实施隔离政策,将麻风病患置于控制之下。四十多年来,麻风控制政策和复杂的国家建设规划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:动员省、市、县等各级资源,建立纵向控制体系;利用生产村作为隔离模式;在头三十年用中草药和中医疗法治疗,1980年代开始采用比较“开放”的与全球性组织合作的政策,麻风控制的每个阶段都和重大政治运动或当时的取向完全合拍,直至1900年代,依据中国更高的治愈标准,国家正式宣布麻风病已被消灭,在某种意义上,与麻凤“作战”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更上独特而重要的一部分。

然而,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都太虚弱,无法成功动员必要的资源来建立实现这样的理想,最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基督教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个版本,通过建立经济上自立、政治上育人的全国性“麻风村”,它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合作运动的一部分。

源于19世纪殖民主义的三个元素的相互作用,形塑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性的构建:精英分子关于彻底西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话语;经常有效抵制西化话语的对本国(帝国)历史深刻,普遍的记忆。目前的研究强调的是最后一个元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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